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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青年》到《创业史》,从“八十年代新一代”到当下的“小资”和“佛系”青年,青年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进程的“同时代人”。

  如何理解七十年青年形象的变迁?谁在命名和定义青年?今天的青年写作者如何构建和重塑自我形象?他们是否为文学带来新鲜的、破与立意义上的变化与可能?

  10月22日,由《十月》杂志社、中国作家网联合主办的十月青年论坛第十一期“当代文学70年:文学与青年”主题讨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本次论坛由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与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刘秀娟携手主持,特邀贺绍俊、陈福民、刘琼、张莉、杨庆祥等14位一线评论家及《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17人进行了连续五场、累计时长四个小时的专业讨论。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发言的题目是“文学革命造就文学青年”。他谈到,“近代以来最大的文学革命是100年以前的白话文运动,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开启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新文学时代。没有这场文学革命就没有今天的文学,它造就了鲁迅、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响当当的文学青年。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文学革命又产生了新的文学形态,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这批文学青年最先感知了新中国青春朝气,写这种青春朝气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代文学的底色。1980年之后的先锋文学潮,打开了中国文学另外的空间,拓宽了当代文学表现的空间。这场文学革命走出了莫言、余华、格非、马原、残雪等文学青年。80后可以说是新世纪的文学青年,他们更多沉浸在自我狂欢的青春文学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以“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变迁”为题,回顾了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开始,一直到100年来中国文学青年形象的变迁。她认为,“文学反映我们的时代。如果文学可以塑造我们的现实,或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生活,那么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不仅仅只是时代或者现实的反映物,会超越时代、超越具体个人的环境,成为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表示,要谈论青年或者青年形象应该回到一个历史原点的时刻,青年形象、青年话语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产物。在他看来,中国的语境里面有两个作品是值得考究的,一篇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篇是吴趼人《新石头记》,一个强调文化的断裂,一个强调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两种现代的关于青年和青年文化的思路。他提到,青年话语和整个现代国家话语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思想的起源就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谈到,青年问题首先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表征着一种现代性的焦虑。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的推动力,一直被赋予着一个民族现代自觉和觉醒的期待。50年代《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代,体现了新中国的一种冲动,是一个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新人形象;80年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成为社会转型中“迷惘的一代”;进入新世纪,散落活跃在文学文本中的不同体裁当中的各类青年形象,这个时候它的历史主体责任感已经变得不清晰了。

  因此,他也对作家们提出了期待,希望在未来的写作当中,创作者能够进一步厘定青年在社会中的关系,研究生产力和社会史的变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处在历史夹缝当中但同时也仍然是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当中的青年形象。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论述了“时代”“新人”与“时代新人”三个主题。他认为文学应当捕捉到历史变迁中的新的青年形象和国家经历的事实性变革。当前,中国正处于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新一代的青年应该焕发出更多的理想和热情,来召唤真正属于他们的时代,也召唤我们中国真正崛起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青年形象是引领时代的,要反哺老一代的文化。他还指出,一个人如果不能对历史负责任,就会死于历史的压力,并呼吁回顾到现代文学的发端时间,重新想象一个青春的中国。

  “失败青年”的形象背后有值得探索的人生价值和选择

  《解放军报》评论版主编傅逸尘对文学作品中过多出现失败青年的形象表示质疑,他认为:“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上越发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从正面的角度充分地传播和书写。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中国军人积极向上、阳刚雄健的形象和美学,值得我们用文学记录。”

  《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饶翔则表示,要谨慎谈论失败,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不应只关注其个人遭遇,而应着眼于大的历史时空与时代内涵。谈“失败的青年”应当讨论“失败”的内涵,应当看到“失败”背后还有一些可贵的、值得去思考和探索的那些价值的选择、人生的选择。

  学术主持李洱认为,经济学和成功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作家写到的失败青年,在经济学和成功学意义上是失败的。而实际上这里面层次非常多。书写失败青年的作家仿佛写下了他们早年的一些失败的影子,或者是他写到了他们同代人的失败,但是他本人的成功经验没有写进去。李洱认为,消极的自由和消极的权利应该维护,积极的自由和积极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张扬。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从创作主体方面指出,是新青年创造和奠定了我们的新文学。像郭沫若29岁写《女神》,曹禺23岁写《雷雨》,胡适27岁写《文学改良刍义》,王蒙写《青春万岁》的时候只有19岁等等。这样就形成了青年建立了新的文学,奠定了新的文学基础,这种传统延续到新中国以后的七十年。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则从编辑的角度谈“文学与青年”。他讲起了创办“十月青年论坛”的初衷,《十月》杂志一直以来比较关注青年作家的发掘和推出,很多作家的作品也许还没有达到完美,但他们特别有活力。举办“十月青年论坛”,就是为当下文学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精神生活空间,让有影响力的青年评论家与作家、编辑一起探讨文本,进行严肃地批评交锋,进而回归文学期刊作为公共空间的光荣传统。他还谈到了《十月》杂志与青年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小说新干线多位作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很多杰出的作品。

  中央党校副教授丛治辰探讨了“文学的青年属性和青年的文学属性”。他认为,文学的青年属性体现在文学的作者、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写作对象等诸多方面。同时青年在生理性、社会性上,与文学具有一定的同构关系。文学的抒情性与青年人表达的冲动、初入社会的理想主义构成了繁复的关系,使他们相互选择,相互塑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刚则对当代青年作家本体的青年属性提出一些反思,他认为当下文学圈里有的年轻人反而像老年人,充满世故和沧桑;而老年人则更像是年轻人,例如90多岁高龄的茅奖得主徐怀中老师和他的《牵风记》,作品充满蓬勃的青年气息。那么到底“谁是青年,何为青年性”?徐刚的结论是,区别于仅仅是年龄上的年轻人,“青年性”体现在作品具有的审美风格,以及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青年性”也意味着突破,要致力于像一个青年那样行动、思想,才能像一个青年那样做出一点点推动文化的革新的工作。

  《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刘汀一直关注的话题是“小镇青年”。他谈到,小镇青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上都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个“小镇青年”指的是人群在文化状态、心理状态上不同于“城市青年”和“乡村青年”的划分方式。这个庞大的群体活跃在各种自媒体上,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当下青年形象和国家形象的认知。在文学层面,“小镇青年”还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形象,已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小镇青年”与现实中这个人群的生活存在隔阂。他们的心理、形象、精神状态与消费过程都是有待于我们去更好地书写、去关注。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岳雯谈到,www.94116g.com,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写作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弱者的抵抗”,对地方性的强调、地方性情感的抒发,让文学有了各自的面貌。比如双雪涛等新东北作家群带动了东北作家热,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描摹了南方小城的印象,周恺的《苔》则展现了四川乐山的地方性性格,包括极具代表性的金宇澄的《繁花》,使地方性写作蔚为大观。她认为,当下地方性写作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方言在写作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第二,当前青年作家写作中,地方性有了整体性的味道,在谈地方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隐而不张的概念,那就是国家;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将地方性延展为一个敞开的概念,让世界涌入到地方,然后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呈现出地方的坚韧。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汤俏探讨的主题是“海外青年作家的写作”。海外华人文坛写作通常有两类:一种是回望故土,另外一种是对在地国生活的写作。但当下70后、80后作家的回望和写作与他们的50后、60后前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新一代的海外华语作家面对的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没有那么尖锐,更多的是游历、遇见、融入,他们是一种生活在双重边缘的双向的他者,呈现在他们作品里的中国书写、异国书写都是对于当代文坛的一种互证,共同呈现出当下的图景,这是海外青年创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从《新青年》到《创业史》,从“八十年代新一代”到当下的“小资”和“佛系”青年,青年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进程的“同时代人”。

  如何理解七十年青年形象的变迁?谁在命名和定义青年?今天的青年写作者如何构建和重塑自我形象?他们是否为文学带来新鲜的、破与立意义上的变化与可能?

  10月22日,由《十月》杂志社、中国作家网联合主办的十月青年论坛第十一期“当代文学70年:文学与青年”主题讨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本次论坛由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与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刘秀娟携手主持,特邀贺绍俊、陈福民、刘琼、张莉、杨庆祥等14位一线评论家及《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17人进行了连续五场、累计时长四个小时的专业讨论。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发言的题目是“文学革命造就文学青年”。他谈到,“近代以来最大的文学革命是100年以前的白话文运动,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开启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新文学时代。没有这场文学革命就没有今天的文学,它造就了鲁迅、陈独秀、刘半农、中化集团、华为公司、五粮液集团、京东数字,周作人等一批响当当的文学青年。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文学革命又产生了新的文学形态,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这批文学青年最先感知了新中国青春朝气,写这种青春朝气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代文学的底色。1980年之后的先锋文学潮,打开了中国文学另外的空间,拓宽了当代文学表现的空间。这场文学革命走出了莫言、余华、格非、马原、残雪等文学青年。80后可以说是新世纪的文学青年,他们更多沉浸在自我狂欢的青春文学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以“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变迁”为题,回顾了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开始,一直到100年来中国文学青年形象的变迁。她认为,“文学反映我们的时代。如果文学可以塑造我们的现实,或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生活,那么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不仅仅只是时代或者现实的反映物,会超越时代、超越具体个人的环境,成为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表示,要谈论青年或者青年形象应该回到一个历史原点的时刻,青年形象、青年话语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产物。在他看来,中国的语境里面有两个作品是值得考究的,一篇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篇是吴趼人《新石头记》,一个强调文化的断裂,一个强调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两种现代的关于青年和青年文化的思路。他提到,青年话语和整个现代国家话语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思想的起源就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谈到,青年问题首先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表征着一种现代性的焦虑。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的推动力,一直被赋予着一个民族现代自觉和觉醒的期待。50年代《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代,体现了新中国的一种冲动,是一个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新人形象;80年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成为社会转型中“迷惘的一代”;进入新世纪,散落活跃在文学文本中的不同体裁当中的各类青年形象,这个时候它的历史主体责任感已经变得不清晰了。

  因此,他也对作家们提出了期待,希望在未来的写作当中,创作者能够进一步厘定青年在社会中的关系,研究生产力和社会史的变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处在历史夹缝当中但同时也仍然是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当中的青年形象。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论述了“时代”“新人”与“时代新人”三个主题。他认为文学应当捕捉到历史变迁中的新的青年形象和国家经历的事实性变革。当前,中国正处于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新一代的青年应该焕发出更多的理想和热情,来召唤真正属于他们的时代,也召唤我们中国真正崛起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青年形象是引领时代的,要反哺老一代的文化。他还指出,一个人如果不能对历史负责任,就会死于历史的压力,并呼吁回顾到现代文学的发端时间,重新想象一个青春的中国。

  “失败青年”的形象背后有值得探索的人生价值和选择

  《解放军报》评论版主编傅逸尘对文学作品中过多出现失败青年的形象表示质疑,他认为:“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上越发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从正面的角度充分地传播和书写。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中国军人积极向上、阳刚雄健的形象和美学,值得我们用文学记录。”

  《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饶翔则表示,要谨慎谈论失败,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不应只关注其个人遭遇,而应着眼于大的历史时空与时代内涵。谈“失败的青年”应当讨论“失败”的内涵,应当看到“失败”背后还有一些可贵的、值得去思考和探索的那些价值的选择、人生的选择。

  学术主持李洱认为,经济学和成功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作家写到的失败青年,在经济学和成功学意义上是失败的。而实际上这里面层次非常多。书写失败青年的作家仿佛写下了他们早年的一些失败的影子,或者是他写到了他们同代人的失败,但是他本人的成功经验没有写进去。李洱认为,消极的自由和消极的权利应该维护,积极的自由和积极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张扬。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从创作主体方面指出,是新青年创造和奠定了我们的新文学。像郭沫若29岁写《女神》,曹禺23岁写《雷雨》,胡适27岁写《文学改良刍义》,王蒙写《青春万岁》的时候只有19岁等等。这样就形成了青年建立了新的文学,奠定了新的文学基础,这种传统延续到新中国以后的七十年。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则从编辑的角度谈“文学与青年”。他讲起了创办“十月青年论坛”的初衷,《十月》杂志一直以来比较关注青年作家的发掘和推出,很多作家的作品也许还没有达到完美,但他们特别有活力。举办“十月青年论坛”,就是为当下文学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精神生活空间,让有影响力的青年评论家与作家、编辑一起探讨文本,进行严肃地批评交锋,进而回归文学期刊作为公共空间的光荣传统。他还谈到了《十月》杂志与青年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小说新干线多位作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很多杰出的作品。

  中央党校副教授丛治辰探讨了“文学的青年属性和青年的文学属性”。他认为,文学的青年属性体现在文学的作者、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写作对象等诸多方面。同时青年在生理性、社会性上,与文学具有一定的同构关系。文学的抒情性与青年人表达的冲动、初入社会的理想主义构成了繁复的关系,使他们相互选择,相互塑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刚则对当代青年作家本体的青年属性提出一些反思,他认为当下文学圈里有的年轻人反而像老年人,充满世故和沧桑;而老年人则更像是年轻人,例如90多岁高龄的茅奖得主徐怀中老师和他的《牵风记》,作品充满蓬勃的青年气息。那么到底“谁是青年,何为青年性”?徐刚的结论是,区别于仅仅是年龄上的年轻人,“青年性”体现在作品具有的审美风格,以及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青年性”也意味着突破,要致力于像一个青年那样行动、思想,才能像一个青年那样做出一点点推动文化的革新的工作。

  《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刘汀一直关注的话题是“小镇青年”。他谈到,小镇青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上都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个“小镇青年”指的是人群在文化状态、心理状态上不同于“城市青年”和“乡村青年”的划分方式。这个庞大的群体活跃在各种自媒体上,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当下青年形象和国家形象的认知。在文学层面,“小镇青年”还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形象,已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小镇青年”与现实中这个人群的生活存在隔阂。他们的心理、形象、精神状态与消费过程都是有待于我们去更好地书写、去关注。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岳雯谈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写作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弱者的抵抗”,对地方性的强调、地方性情感的抒发,让文学有了各自的面貌。比如双雪涛等新东北作家群带动了东北作家热,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描摹了南方小城的印象,周恺的《苔》则展现了四川乐山的地方性性格,包括极具代表性的金宇澄的《繁花》,使地方性写作蔚为大观。她认为,当下地方性写作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方言在写作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第二,当前青年作家写作中,地方性有了整体性的味道,在谈地方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隐而不张的概念,那就是国家;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将地方性延展为一个敞开的概念,让世界涌入到地方,然后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呈现出地方的坚韧。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汤俏探讨的主题是“海外青年作家的写作”。海外华人文坛写作通常有两类:一种是回望故土,另外一种是对在地国生活的写作。但当下70后、80后作家的回望和写作与他们的50后、60后前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新一代的海外华语作家面对的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没有那么尖锐,更多的是游历、遇见、融入,他们是一种生活在双重边缘的双向的他者,呈现在他们作品里的中国书写、异国书写都是对于当代文坛的一种互证,共同呈现出当下的图景,这是海外青年创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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